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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①：湖南玉蟾巖遺址出土的陶釜。 |
核心閱讀
大量考古發現揭示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也說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歷史中具有突出創新性的民族，“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貫穿在歷史發展中。
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中，不但有很多“從0到1”的創新，還特別善于結合自身情況，開展改造型的再創新，如青銅禮器、輪輻式馬拉雙輪戰車、銅鏡、玻璃、金銀器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大量考古發現揭示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也說明中華民族是人類歷史中具有突出創新性的民族，“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理念貫穿在歷史發展中。
中國古代的高溫控制技術較為先進，帶來中國早期銅器與鐵器的快速發展
燒制陶器是中國古人用火制造器物的開始。中國古代的高溫控制技術較為先進，帶來中國早期銅器與鐵器的快速發展。
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了距今約2萬年的陶片，這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陶片遺存，燒制溫度在740—840攝氏度。浙江上山遺址、河北尚義四臺遺址、河北康保興隆遺址都出土了距今萬年前后的陶片。
不少陶器代表了我國在陶器制造技術和藝術審美方面突出的創新性。比如，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龍山崗遺址中，發現了5000多年前的蛋殼黑陶杯，屬于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考古學家將其描述為“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瓷”。在此基礎上，山東地區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中的蛋殼黑陶高柄杯，造型修長優美，胎薄如蛋殼，厚度僅為0.2毫米，黝黑锃亮，達到較高的工藝水平。制造這樣的陶器，有賴于藝術造詣的水準，更依靠技術層面的成熟。保證陶器制作的成功，要嚴格篩選泥料、反復捶打、合理陰干等，最重要的是控制爐溫，保證還原、滲碳和磨光等步驟的順利進行。這些都屬于當時的“高科技”。
對于窯內溫度高低和可控性的不斷探索，讓古代中國在很多方面具有了先發優勢。商代，古人將銅爐溫度提高至1200攝氏度，使中國的青銅冶煉技術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領先位置。商朝的青銅冶煉促進了原始瓷器冶煉技術的產生，為后來的冶鐵奠定了基礎。西周時期，中國人可以將銅爐溫度提高到1300攝氏度。
中國古人利用自身長期積累的高溫控制技術和青銅器陶范鑄造技術，創新鐵器的生產技術。公元前700年前后，中國古人已利用高爐在高溫液態下鑄造鐵器。為降低生鐵制品的脆性、提高其韌性，春秋戰國之際，古人發明了鑄鐵退火技術。經過戰國時期不斷的技術創新，至漢代基本形成了生鐵冶煉和利用生鐵制鋼的技術體系，成為世界冶金史上重大的發明創造之一。在這一體系中，冶煉可得到白口鐵、灰口鐵和麻口鐵等不同含碳量和微觀結構的生鐵產品；生鐵制品經過退火處理，可得到脫碳鑄鐵、韌性鑄鐵和鑄鐵脫碳鋼等不同材質的鋼鐵制品；生鐵經過炒鋼處理，可得到不同含碳量的鋼材；通過百煉鋼等工藝，生產出鋼材，鍛造成優質兵器；灌鋼這一“雜煉生柔”的技法則創造性地將含碳量高的生鐵和含碳量低的熟鐵等材料相熔合，整體成鋼。
鐵器技術的改造創新和產量的大幅提升，使中國在漢代時期，普及了鐵農具、鐵工具和鐵兵器。漢代，自西域傳入的鐵器技術經過中國古人的創新提升后，又傳回西域。鐵工具和鐵兵器的普及，為漢代開荒耕地、開疆拓土、建立思想文化統一的王朝提供了生產力支撐。
高溫控制技術也使中國在陶器的基礎上獨創性地發明了燒制瓷器的技術。由此，源遠流長、窯口豐富、多姿多彩的瓷器成為中華文明的代表性器物之一，也成為宋元明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代表性產品之一。
既有原創型創新，也善于結合自身情況，開展改造型的再創新
玉文化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組成，中國人對于玉器的喜愛延續至今。
8000多年前，中國古人發明了琢玉的工藝技術，制作出玉玦、玉墜等較為精致的玉器。此后，琢玉技術不斷發展創新。在距今5500—5000年期間，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和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的玉龍、玉鳥、玉龜制作都較為精致。中國古人不但盡力檢索自然界中能夠達到美石標準的石頭，而且在雕琢玉器方面發明了很多技術，較有代表性的是琮和璧。良渚文化以“琮璜璧鉞”為代表的禮玉文化的傳播，以及與大汶口文化的整合再傳播，影響深遠。而更深層次的創新，是將玉器升華到精神和思想的高度。比如，《周禮》記載的“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孔子認為君子的品性、節操、氣度、風骨和思想可以同美玉的特質相類比，等等。
考古發現的蠶桑及其制造出的各類精美的絲綢，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山西夏縣師村遺址出土的石雕蠶蛹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生活在晉南地區的遠古先民便已經開始養蠶。2022年6月，離夏縣不遠的聞喜縣上郭遺址，在一座半地穴式房屋中，出土了一枚距今至少5200年的石雕蠶蛹。河南滎陽汪溝遺址出土距今5500多年的織物殘存，是迄今為止黃河流域發現的最早的絲織品實物。良渚文化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距今4400年左右的絹片、絲帶、絲線等絲織品實物。絲綢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中亞、西亞和地中海地區，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愛，絲綢之路以及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由此產生。
上世紀50年代，在湖南長沙發現一座西晉永寧二年的墓葬，出土了一組陶騎俑與陶鞍馬俑。一些俑在馬鞍左側前緣系有三角形小鐙，而馬的右側沒有裝鐙，這應當是“上馬腳扣”，這種輔助性的腳扣在中國、印度和歐亞草原都有發現。從考古發現看，目前有年代可考、最早最完整的馬鐙，是遼寧省北票房身村北溝墓地8號墓出土的木芯包銅片馬鐙，時間約為公元3世紀中葉至4世紀初。此后，朝陽袁臺子東晉墓壁畫、馮素弗墓的出土品等考古發現，大致顯示出馬鐙由產生到初步成熟的發展過程。馬鐙的成熟使用，標志著馬具的完備，使得騎兵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騎兵和戰馬得以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使復雜的戰術動作和陳列訓練變得容易了，為十六國時期到南北朝時期重甲騎兵——甲騎具裝的發展，提供了技術方面的基礎。馬鐙引入歐洲以后，促成了重甲騎兵的發展，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小小的馬鐙也是中華文明突出創新性的典型考古發現之一。
除了“四大發明”，我們從考古發現可以看到中華文明的不少獨創發明。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中，不但有很多“從0到1”的創新，還特別善于結合自身情況，開展改造型的再創新，如青銅禮器、輪輻式馬拉雙輪戰車、銅鏡、玻璃、金銀器等。中華民族將創新性與包容性相結合，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以自身為主體，不斷發展壯大，最終形成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國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版式設計：趙偲汝
《 人民日報 》（ 2023年09月02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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