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新的重大命題，“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在多個重要場合被提及。本文主要談談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聯，以及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一些理解。
“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一體表達、互為印證的理論和實踐范疇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首次把“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放在一起加以強調。此后，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兩處談到人類文明新形態，一處是把“不斷豐富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戰略部署的重要內容，一處是把“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列為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之一。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這一重要論述，闡述了現代化和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之間的關系。二者的邏輯等式關聯在哪里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這里談到了制度關聯、思想文化關聯，由此使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相通關系更具體化了。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雖然沒有專門論述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但其中多次談到中華文明、世界文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發展規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新的文化生命體、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等概念和范疇，特別是強調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對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關系，無疑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既是理論范疇，也是實踐范疇。二者互為印證，在內涵上是難以分割的。這兩個范疇大體上也是被一體概括和提煉出來的，都是在協調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推進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態“五大文明”建設實踐中，逐步形成和明確的。當然，對這兩個范疇的內涵揭示，也經歷了一個從“并列表達”到“相互結合”的過程。目前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系統闡述中，往往是在談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特別是中國式現代化與生俱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和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時，引出“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個范疇的。
現代化是創造某種文明形態的過程，也是某種文明形態形成的標識，因而，一定意義上它本身就是一種文明形態。關于文明，從歷史和地域上講，有古希臘文明、古埃及文明、兩河文明、中華文明等的區別。從生產生活方式上講，有游牧文明、農耕文明、工業文明之分，現在學術界還有后工業文明、后現代文明的說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和實踐，自然地延伸出相應的文明特色。從文化、文明的高度，體會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進而提煉它的內容規定性及本質要求，不僅是彰顯文化自信的問題，還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實踐依據，是符合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現代化圖景的本來面貌的。
從根本上說，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一定會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或者說，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就是人類現代化圖景中一種新的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它既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途徑，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標識性內容。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為什么能夠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歷史進程。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近代歷史曾遭遇“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這里說的文明蒙塵，就是指中華文明在融入世界現代化潮流后的初始境遇。為救亡圖存，中國人開始只能向西方學習。中國的現代化，經歷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等探索，總體上說，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框架內追求和探索現代化道路的。但這也說明，中國的現代化理論和實踐，是從近代以來逐步開始自覺推動的。
這種自覺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考中十分明顯。1933年7月，知識界發起了一場討論，并提出了幾個問題：第一，中國的現代化要具備哪些先決條件；第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搞現代化，還是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搞現代化；第三，外國資本和國民資本在中國的現代化中到底起什么作用。這些問題得出三種回答：第一，主張搞社會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第二，主張搞資本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第三，主張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起來的中國現代化。
事實上，在此之前也包括此后的長期奮斗，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在解決一個問題，即怎么為中國的現代化創造條件，也就是在回答那場討論中提出的解決哪些先決條件的問題。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探索和推進現代化的歷史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為中國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再經歷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展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創新突破，中國式現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學、更加可感可行，與此相應，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也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科學、越來越可感可行。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中國特色”和九條“本質要求”，實際上就是對這種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和實踐特征的概括。
思想基礎。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著眼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個結合”，這是形成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不僅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弘揚、發展上擁有高度的自覺，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積累和發展上擁有巨大的勇氣、責任心和使命感，而且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思想旗幟上，精神上由被動變為了主動，更加自覺和有效地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結合。
“兩個結合”，在實踐和政策上，從黨的二大提出明確的民主革命綱領就開始了。在理論上自覺和成熟的標志是1938年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號召。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是這樣論述的：“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這里論述的中國的特點特性，就包括中國文化的特點特性。因此，中國的具體實際，自然也包括文化國情方面的實際。正因為有這樣的自覺，共產國際1943年5月宣布解散，中國共產黨5月26日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近年來所進行的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這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明確提到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明確提出了“兩個結合”，并且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黨創新理論的‘根’，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是‘兩個結合’。”探索、開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取得的根本成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就說明，無論是中國式現代化，還是人類文明新形態，都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支撐與滋養。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還就為什么強調“兩個結合”、同什么樣的傳統文化相結合、能不能結合、怎樣結合等一系列問題作了論述。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他進一步強調，“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這里說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正是培育、涵養和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文化土壤。
精神品格。黨的二十大報告以“六個必須堅持”闡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中之一就是“必須堅持胸懷天下”，只有胸懷天下，才能夠為人類創造文明新形態，才能夠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胸懷天下有兩層含義：一是吸收別人的東西；二是把自己的東西在世界舞臺上去運用、去貢獻，為解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拿出中國方案。“人類文明新形態”就是這樣的。
它背后的邏輯支撐是什么？黨的二十大報告表述得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就是一種胸懷天下的品格。正是因為有胸懷天下的立場、出發點和世界觀、方法論，我們才有可能在現代化過程中創造屬于人類的一種文明新形態，而且這個過程不光是邏輯推導，它也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理念和行動。從毛澤東同志提出“環球同此涼熱”的文明期許，到習近平總書記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本質要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胸懷天下的精神品格，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思想前提。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文明新形態，之所以屬于“人類”，是因為它超越了種族、文化、國家的界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明建設的“中國方案”。
實踐依據。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著眼于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實踐依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從來都是以人民為中心在各個領域全面推進的現代化。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發展指出的文明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國途徑、中國方式。
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了工業文明單向度追求，是各領域文明協調發展和全方位覆蓋的現代化。諸如，在物質文明建設和經濟發展途徑方面，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支撐下，努力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在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設方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精神文明和思想文化領域，形成了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筑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道路；在社會文明建設和社會治理領域，則是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戰略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鞏固民族團結、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創造美好生活、促進共同富裕；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生態環境的變遷決定著人類文明的興衰，既是歷史經驗，也是文明發展的規律，所以，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大中國特色，就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以上這些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性特征，有實踐途徑，有理論闡述，有制度保證，還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支撐。因此，一種有別于西方既有文明形態的、屬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種真實而立體的存在。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歸根結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可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明。它是中國為解決世界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共同問題，為昭示人類文明發展方向、引領世界文明進步潮流貢獻的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擁有的綜合優勢，實際上就是中國道路的綜合優勢。當然，在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呈現出來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和中國式現代化一樣，還在繼續探索和發展之中。
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國有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形成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價值和文明體系，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進而決定和影響著中國式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過程及特點。
第一，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自覺地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深厚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不僅指歷史悠久，沒有中斷，更指中華文明體系擁有牢固的主體意識、堅韌的抗壓能力、深厚的內生動力和寬廣的創新發展空間。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可以轉化為一種文化自信，成為中國近代以來擺脫“文明蒙塵”的重要條件；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可以轉化為一種國情意識，成為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土壤；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可以轉化為一種主體自覺，成為獨立自主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動力；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可以轉化為革故鼎新、繼往開來的歷史發展觀和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從而賦能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創造和建設，對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形成及特點產生重要影響。
第二，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擁有文明互鑒、共同發展的平等價值觀和開放胸懷。中華文明現代化有雙重含義，一是中華文明的復興，一是人類文明的進步。提出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的就是這種雙重的文明自覺和文明自信。中國為追求現代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對人類先進文明成果的學習和借鑒，已經持續了將近兩個世紀。在探索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擁有與不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和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從不同文明體系的關系上講，平等互鑒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世界多元化文明格局中的相處之道；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占據道義高點的理想目標，也是不同文明體系都應該追求的理想目標；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向這一理想目標前進的思想文化基礎；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我們能夠理直氣壯地把我們創造的新的文明形態稱之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觀支撐。
（作者：陳晉，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