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于1935年12月生于南京。不久，抗日戰爭爆發，隨家避難到了四川，在雄奇與秀麗兼而稍之的巴山蜀水之間度過了我的童年時代。直到抗戰勝利，我才回到故鄉。在上海讀完初中，并且迎來了新中國的涎生。那年，我13歲。
1952年，我從上海肇光中學畢業。高中畢業后報考什么專業呢？從小學開始，我的語文成績一直較好，何況我還常常給報紙寫點通訊，因此，我想報考文科，老師和好朋友也鼓勵我“走文學的道路”。但是這個意見遭到父親的反對，他希望我考工科。我犯難了。正在這個時候，我的一位原中央大學藝術系畢業的姑姑來到我家，她說“中大”的建筑系很有名，建筑學屬工科又和文藝有關，對我很合適。這個“折中”的意見很快為各方面所接受。這樣，我就在1952年秋天，踏進了南京工學院（原中央大學）那帶有西洋古典氣息的校園，成了建筑系的一名學生。
很明顯，這不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可以說，我是渾渾噩噩地闖進了建筑藝術殿堂的。由于對建筑毫無了解，又沒有美術基礎，因此第一學期我的素描和設計成績常常得三分。比起班上幾位早就受過建筑熏陶的同學來，差距很明顯。當他們把畫好的水彩畫或渲染圖放在窗臺上供同學們欣賞時，既引起了我的嘆羨，更激起了我趕上去的決心。我暗地里向他們學習，更注意聆聽楊廷寶、童宵、劉光華以及李劍晨等一些老先生的課程。每逢寒暑假回到上海，我不是去外面寫生就是把自己關在家里作畫。盛夏，上海的亭子間是燠熱的，但沉浸在線條和色彩中的我，卻似乎忘了這一切，為此，曾多次受到祖母充滿慈愛之情的責備。每當假期結束，小小亭子間的四壁也貼滿了大幅小幅的水彩和素描。就這樣，成績慢慢追了上來。在這場始于好勝心的學習競賽中，不僅使我在學習的后兩年獲得了兩枚優秀生獎章，更主要的是，我終于迷上了建筑。
（二）
1956年8月，大學畢業了，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土建研究所。旋因機構合并，又通知我到中國建筑科學院籌備處報到。這是由國家建委籌建的一個新單位，科技人員不多而且大部分是畢業不久的年輕人。正當我們摸索著進行工作的時候，就開始了反右運動，由于“表現不好”，運動后期，我和一批同志被下放到廣東江門糖廠工地，并被要求“長期扎根”。
比起當時有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志來，下放，當然算不了什么打擊，但對一個剛剛走上社會，并想在專業上有所發揮的年輕人來說，也不可能像要求的那樣“愉快安心”。生活條件的變化，身體不好的困難都可以適應克服，而脫離心愛的專業所產生的失落感卻經常困擾自己。當然，生活還算是公平的，過去從未接觸過的美麗的南國風光多少也驅散了一些心中的陰霾。在這段時間，面對婉約清麗的西江山水，我畫了不少水彩畫。八個月過去了，突然宣布我們回北京工作，我帶著可以重上戰場的欣喜，夾雜著在工地上被批判為“右派邊緣”的沉重而復雜的心情，離開了江門。這時已是1958年8月。
（三）
回到北京，一股大建設的熱潮撲面而來，首都國慶工程建設開始了，緊張而熱烈的氣氛使我心中的不快一掃而光，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由于機構變化，原有的機構撤銷，此時，我作為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學研究院工民建研究室的一員，先后參加了國家歌劇院、國家體育場以及人民大會堂的方案設計工作。其中歌劇院及體育場只作了一輪方案即告下馬，工程未能落實。但結合國家體育場視線設計問題，曾進行了一些研究工作，并與姬星洲、蔡體方、謝光昭同志合作寫成《大型運動場視覺質量問題的研究》一文，在建筑學報發表。
至于人民大會堂，由北京市建筑設計院承擔設計。建研院、清華大學、北京工業建筑設計院三單位主要是在設計過程中，根據中央領導同志以及各方面的意見提供建議性方案。在建研院，由王華彬總工程師負責，具體由我參加。工程建成后，我參加驗收委員會工作，為建筑組秘書，組長為汪之力、楊廷寶、張馎三位先生。
北京國慶工程建設高潮尚未過去，建研院又在全國各地接受了一些任務。1959年，我們承擔了山東工業展覽館的設計任務，建筑面積2萬m2，我被指定為工程主持人。此工程由華東工業建筑設計院配合作施工圖，但施工圖完成后，正值全國基建調整，半途下馬。
1960年3月，鐵道部和中國鐵道學會舉辦了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建筑全國設計競賽。經過評選，在全國17個單位所提的58個方案中選出了三個方案，其中包括我作的方案。經過在北京公開征求意見和再一輪評選，最后由中央領導同志審定，由南京工學院的一個方案與我所作的方案進行綜合，1960年9月，我代表建研院與南京工學院鐘訓正先生等具體進行最后方案的修改和綜合工作。目前的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建筑，基本上就是按照這個方案建造的。
1960年以后，國家經濟處于困難時期。大型公共建筑基本停建，但我總是抓住一切能夠做方案的機會。1963年，中國建筑學會組織各設計科研單位、高等學校參加古巴吉隆灘勝利紀念碑國際競賽，建研院抽調我和另三位同志參加，最后在我提出的方案的基礎上修改定稿，代表建研院參加競賽。國內評選時，需在全國各單位提出的70余份方案中選送20份出國，評委會兩次投票，我們的方案分別以票數第一、第二的成績被選中。此方案雖在國際評選中落選，但通過此次競賽，對國外紀念性建筑的設計理論與手法進行了一些探索研究，這對開闊視野、豐富自己的創作構思仍有一定幫助。
在這個期間，除設計工作外，也搞了一些研究工作。當時，我是國家科學發展十年規劃公共建筑部分的負責人之一，1961年，建研院與北京市建筑設計院、清華大學、北京建筑工程學院聯合對裝配式住宅的一些課題進行研究。曾由我負責并執筆寫成《裝配式住宅藝術處理的探討》一文在建筑學報發表。1962年，由建研院與鐵路專業設計院主編、全國20多個單位參加編寫《鐵路旅客站建筑設計》一書，我是三個負責人之一。為編寫此書，歷時近三年，做了大量工作至1964年底完成，惜因設計革命化運動及“文革”接踵而來，未及鑒定付印。1974年，方由鐵三院負責修改整理出版。
（四）
從1958年至1964年，是我設計經歷中一個重要時期。雖然在建研院由于對如何處理設計與研究的關系存在爭論，以致搞了很多工程卻甚少落實，但是，在此期間，我不僅有機會參加多種類型的大型公共建筑方案設計，擔任過一些大型科研設計項目的負責人，而且還有條件對國內外建筑理論和文獻資料進行較廣泛的學習和研討。我還利用業余時間涉獵了文藝、美學、歷代畫論等中外文藝理論書籍。回憶起來，通過這段的實踐和學習，自己的創作能力、業務素質都有明顯的提高，為我的技術發展打下了比較扎實的基礎。由于工作表現優異，我歷次被評為建工部（現建設部）紅旗青年，1961年獲得中央國家機關團委表彰。
那幾年，生活單純而美好，對于工作學習充滿了激情。當時對我們一些年青人來說，似乎不存在業余時間和節假日的概念，遇到設計任務緊張的時候，通宵加班是經常的、理所當然的事情。記得搞國家體育場方案，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時候，王華彬總工程師告訴我，第二天要開方案討論會，我們的方案缺少總圖和鳥瞰圖，要趕緊補上。當時我根本沒有想這樣的工作量能不能在一夜之間完成，一口答應下來，經過一個通宵，從總體布置的考慮、草稿的推敲，直到整個鳥瞰圖的繪制居然完成了，當我畫完最后一筆，窗外的樹木和建筑物也在晨曦中展顯出它們朦朧的輪廓，我的心情也和周圍世界一樣，寧猙而又充滿活力。搞南京長江大橋橋頭建筑、古巴吉隆灘紀念碑設計競賽等任務，往往還需要連續幾天通宵加班，半夜三四點鐘是最困乏的時候，有時困得連畫筆都捏不住掉在了地上，但只要稍稍活動一下馬上又淸醒過來繼續下去，直到工作完成，當然在工作中也遇到過很多閑難，而對于年輕氣盛的我，困難似乎是一個磨煉甚至顯示自己力量的機會，因此在一次次閑難被克服以后，增強了我對工作的向信和爭取另一次拼搏機會的強烈愿望，我驚異而高興地發現人的潛力之大。當時我曾天真地想，我才20幾歲，這一輩子我將能做多少事情啊！
但是，生活比我所想的要復雜得多了。正當我扯起風帆向我所向往的建筑學的“南海”進發的時候，一場大風暴把我遠遠甩出了航道，我又一次離開了自己的專業，這一次不是八個月，而是整整十年。
（五）
作為這場大風暴的前奏，1964年在全國開展了設計革命化運動。在建研院，這場運動的“成果”就是撤銷了與意識形態關系密切的城鄉建筑研究室和歷史與理論研究室。我在去蘭州搞了半年多“四清”運動以后，和一部分同志調到了標準設計研究所。不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這時我29歲。像許多和我差不多年齡的人一樣，我虔誠過，也迷惘過，在我還沒有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時候，1970，年底，建工部所屬的十個科研設計單位撤銷了，我們和這些單位的20幾位同志，由河南干校被分配到山西省臨汾地區設計室。
（六）
臨汾，當時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小城市。我們剛到那里，當地的同志將這座城市詼諧地給我們作了一番描繪：“一條馬路三座樓，一個警察管兩頭，招待所，沒枕頭，一日三餐啃窩頭……”這當然有些言過其實，但是，由北京到臨汾確實是一個不小的變化，何況在那個“左”得“可愛”的年代里，我們這批由“五七”干校出來的“處理品”的境遇也是可以想見的。不過這一切對于一個長期脫離專業急于工作的人來說，都算不了什么，而使我最感沮喪的是周圍對我們工作的不理解。領導第一次接見我們的時候就問：“你們是搞設計的？會設計水渠、橋梁嗎？”還有一次我去醫院看病，醫生邊填寫病歷邊問我：
“干什么工作的？”
“搞設計。”
“設計？什么設計?”
“建筑設計。”
醫院抬頭望了望我，冷冷地說：
“蓋房子還要設計？”
使人沮喪的第二件事就是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工作。到臨汾的頭三年，我搞過幾個小廠、倉庫、營房的設計，為了爭取一個小化肥廠的設計任務，我甚至買了小化肥叢書準備自己搞工藝。但這些工程都落空了，在此期間，唯一落實建成的是一個公共廁所！從某種角度說，這也是我設計生涯中的“處女作”了。
直到1974年，我終于接到臨汾東風飯店的設計任務。這雖然是一個只有4500m2的普通社會旅館，但當時對于我卻已是一個極其珍貴的創作機會。在這個設計中我根據中小型旅館的特點，在“少花錢、多辦事、辦好事”方面作了點文章，取得了一些效果。后來（1978年），中國建筑學會在廣州召開旅館設計經驗交流會，我曾就這個工作在大會上作了介紹，會后整理成文在建筑學報發表。
由于大家的努力和臨汾一些工程的建成，地區設計室的影響也慢慢在擴大。1974年以后，我主要承擔地區以外的工程。先后完成了郵電部第七研究所研究樓和解放軍277醫院的設計任務。1975年底，臨汾地區設計室又接受了太原云山飯店（當時稱革命飯店）的設計任務。飯店約18000m2，地面上下共16層，是當時太原最髙的建筑物。一個地區設計室，到省城承接這樣的工程，無論對單位或是對我個人，既有一定壓力，也是一個考驗。何況當時除北京、廣州正在建設一些高層旅館外，可資借鑒的經驗也不多。因此，在設計前后，我們作了反復的調査研究，在建筑造型，以及建筑與雕塑、繪畫的結合上，也作了一些嘗試。這個工程建成后，獲70年代全國優秀設計表揚獎。與廣州礦泉別墅、東方賓館同為三個獲獎的旅館項目之—。
1979年，通過設計競賽，我們又接受了太原山西省人大工程設計任務。這個工程，也是我在山西工作期間所搞的最后一個工程。在畫完了最后一張圖的第三天，也是人黨申請剛被批準不久，我懷著復雜的心情告別了生活和工作十年的臨汾。
（七）
人說往事如煙，而我在山西十年中所走的每一步，卻如刀劈斧砍般的清晰深刻。剛到臨汾，我立即意識到在我面前擺著兩條路，一條是丟開業務上的抱負，安下心來在這個小城市工作下去；另一條，則是憑借自己的努力，闖出一條路來，繼續向技術上的高峰攀登。但是，結合當時現實，后一條道路是如何的縹渺虛空啊！正如我和臨汾美術界的朋友常談起的：搞文藝的人可以扎根基層積累生活，利用紙筆畫布照樣可以創作出一流的藝術作品，而搞建筑，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沒有及時的信息傳遞，特別是沒有業主和周圍的理解支持，要想在創作上搞出點名堂來實在是談何容易！你總不能在公共廁所或站臺倉庫中“創造”什么空間和意境吧。另外，我心里很明白，和當時建工部下放的很多同志不同，在建筑界，我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我不能指望政策的照顧或領導的援手調回北京，改變自己的環境——這在1973年一部分同志陸續調回北京后就更加明確了，我必須首先靠自己。我想：人生猶如一場長距離賽跑，有的人始終跑里圈，順利而從容；有的人跑外圈，，在擁擠的人群中磕磕碰碰艱難地前進；而有的人則由于種種原因被甩出了競賽的圈子甚至倒地不起。我“出身不好’’而又“頑強地表現自己”，以致在兩次政治運動中都被“甩”了出來。但是，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還是相信中國終究是需要建筑的，我在業務上有一定實力，總有能夠發揮作用的一天。在人生的競賽中，我決不自認失敗，我相信我能“闖”出來。因此，這十年，盡管臨汾僻處一隅，學習條件十分不好，但我卻反而利用這個“世外桃源”，終日神游于這狹小而又廣闊的創作世界之中，早晨和我愛人談的第一句話常常就是夜里想到的設計中的某一個具體問題，以至她曾開玩笑地說:你不必娶老婆，只要找一個能替你燒飯又能跟你討論設計問題的徒弟就行了。事實上，年邁的在上海的父母親幫我們解除了照顧孩子的后顧之憂，簡單的生活，使我們能將主要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來。在太原云山飯店搞現場設計時，我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規定，每晚十二時以前決不停筆，星期日也不休息。所以今天回憶起來，可以說，在山西10年，我沒有白白浪費時間，隨著一個個工程的建成，我的業務鍛煉更為全面，我也逐漸為人所了解了。
寫到這里，我不禁又一次地想起了在山西一起工作的同志。我不僅想到當時在臨汾設計室工作的陶逸鐘、嚴星華、葉湘菡等同志給我的幫助和關心，而且想起了太原、臨汾的建筑界和美術界的很多同志以及省市主要領導。當時，我沒有名氣，也沒有官銜，更談不上對他們有什么好處，但是，他們一旦了解我以后，給了我多方面的支持。他們并不因為我們是“外來戶”或者是“山溝溝”（指臨汾）來的而歧視排外，而總是多方面支持鼓勵，為我排除干擾、創造條件，甚至我最后能夠調出山西，還是得力于當時山西省委書記武光湯同志和省政府、省人大幾位領導同志的幫助……這十年使我深深體會到，一個良好社會環境對一個人，特別是一個身處逆境的人的成長和發展是多么重要啊！
雖然有上面這些條件，但考慮種種原因，我還適要求調離山西。經過長期的努力——其曲折過程完全可以寫一篇報告文學一一到1980年才開始朽所松動。那時北京、天津、杭州等城市的好幾個單位來函來人商調，我有過猶豫。我可以回北京原單位，建工部設計局王挺局長也再三要我去他那里工作，但也許是“文革”的“陰影”太深了，也許是切盼有一個安定的工作環境，在反復考慮了一年之后，決定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杭州。就這樣，1981年3月，我調到了杭州市建筑設計院。
（八）
來到杭州市建筑設計院做的第一個工程就是杭州百貨大樓。實際上，1980年秋，在我調來杭州以前，市院就“借”我來杭州參加杭州百貨大樓方案競賽，結果，以我為主的方案獲一等獎，因此，到院后很快接上了任務。并且在大家的努力下，以較快的速度完成了擴初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可惜在即將施工的時候，由于規模突然改變，700多張施工圖成了廢紙，這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情。
有遺憾，也有機遇，由于對外開放和旅游事業的發展，1982年前后，杭州開始與外商談判合資建造旅游賓館，第一批項目有兩個，即與曰商合資的友好飯店和與港商合資的黃龍飯店。
友好飯店規模為210間客戶，建筑面積約17000m2。開始由中日雙方各出方案，日方在看了我們的方案后表示愿意委托我院設計。而黃龍飯店的情況則復雜得多，這個飯店是杭州最大的旅游旅館，共有客戶570間，建筑面積43000m2。最初由美商投資并由美國著名建筑師貝克特設計。我們在看了美國及我國香港建筑師的方案后，總感到方案對環境考慮不夠，因此“毛遂自薦”要求參加設計方案比選。經過一番曲折，也聽了各種嘲諷，這個要求在市領導的支持下終于被接受了。我和設計組的同志都意識到，這不是一般的設計競賽，而是一場技術和意志的挑戰，大家團結協作、全力以赴，經過幾十個方案的分析比較，最后拿出三個方案參加評選。1984年8月，經國家旅游總局組織在京專家評議，并經省市領導審定，決定采用我院第一方案，并商定由我院承擔建筑、結構設計，香港建筑師承擔室內設計。黃龍飯店于1987年建成，中國建筑學會專門為此召開了創作座談會，1990年獲國家優秀設計銅獎及中國建筑學會創作獎。
（九）
就在黃龍飯店和友好飯店進行擴初和施工圖設計的過程中，杭州市建筑設計院的機構發生了變化，1984年底，我擔任杭州市建筑設計院院長兼總建筑師，由于行政工作相當繁雜，在此后的七八年中，已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設計工作上，只能采取集中時間、短期突擊的方法，作了幾個項目的設計。
為了鍛煉隊伍、擴大院的業務范圍和影響，同時也為了擺脫杭州工作極不順利的局面，我想向海外市場開拓，不久有了一次機會。1985年底，由我國援建的加納國家劇場進行全國設計招標，當時我正出差上海，聽到這個消息時，離報名截止時期只有兩天，我立即給經貿部有關領導發了急電要求參加，結果我們參加投標并中了標。雖然以后的設計過程有一番曲折，但方案終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92年劇院建成后，國內外均有較好評價，它也可以說是我的創作生涯中一件有意義的作品。
繼加納國家劇院以后，杭州市院連續承接了幾個援外項目，我也和幾位同志合作，在1989年參加了馬里會議大廈的設計邀請招標，結果中標承擔項目設計，工程于1994年建成。
加納、馬里這兩個項目的建成，院里很多同志出了力，由于是在國外施工，圖紙要求細致，一個萬余平方米的工程施工圖紙近千張。應該說，能夠在所要求的短時間內完成這樣大的工作量完全是大家拼出來的。特別是很多同志去國外現場配合，條件艱苦，擔子沉重，有的同志一去兩三年，回來時憔悴得脫了形，看到這些，深深感受到了做好一個工程離不開很多人的努力，敬業精神和團隊精神永遠是做好工作一包括搞好創作所必需的。
在1981年至1991年這段時間內，我所承擔的為數不多的項目——包括“黃龍”、“友好”以及馬里、加納工程在內，毫無例外，都是通過設計招標或設計競賽獲得的，這對我無疑是一個鍛煉，但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是，就在與境外著名建筑師或與國內一些主要設計單位競標并全部中標的同時，我所參加的省、市內幾個工程的投標或議標，卻毫無例外地落選了。其中特別是1990年參加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方案招標而未能中標，令人意外。為了做好方案，我們在余姚現場工作了十天，在反復體驗并閱讀大fl資料后，逐步形成方案的構思，應該說，這是一件有內涵、有品位的作品，但最后卻無法實現，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一不止是我個人的遺憾。
在此期間，我還參與了北京、山西、內蒙等地一些工程的方案設計工作。1991年，我參加建設部專家組赴包頭考察，當地領導邀請我們為該市阿爾丁廣場作規劃，并要求我們對內蒙建筑風格作一些探索。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我們花了三天時間作了幾個規劃方案，并勾畫了幾個工程的構思草圖，經評議，決定按我提出的方案繼續深人。后來，杭州市院與包頭市規劃局合作提出了阿爾丁廣場規劃方案，建設部規劃司參與了該方案的審定。但我們包頭兩個工程所作的方案以及此前為北京、山西工程所作的方案卻因投資等問題未能落實，甚為遺憾。
從1981年調來杭州的前十年中，由于各種原因，我作的設計不多，建成的更少，但和過去所做的設計比較，我覺得我在建筑創作上已逐漸進人一個較為自由的階段，作品中的“自己”逐漸凸顯出來，黃龍飯店、加納國家劇院、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方案等，風格完全不同，但都是我對這些項目作出的自己的詮釋，“黃龍”、“加納”、“馬里”先后獲得了各種獎，盡管評獎有時并不一定能體現作品的真正價值，但總的說來，也可看作是社會對自己的探索的一種認可吧。除了設計工作外，這些年，我參加了國內外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并多次發表論文，同時我也擔任了一些國際設計競賽的評委，1989年、1993年出席國際建協16、18次大會和17次代表會議。參加這些活動，對我都是一種有益的經歷。
雖然工作做得不多，有關方面還是給了我不少榮譽，1990年，人事部授予我“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1991年獲國務院特殊律貼，1992年獲杭州市科技重獎。
（十）
1984年至1991年，在擔任院長工作期間，我的主要精力放在院的行政領導工作上，盡管從事行政工作不是我的愿望，但領受著全院同志的重托，我必須盡心盡力地把院里的工作搞好。針對當時的形勢和環境，我們提出了一個口號：“立足杭州，面向全國，創造條件打人國際市場，力爭在短期內跨人全國一流設計院的行列”。對于當時的杭州市院提出這個目標，似乎有點脫離實際，但我堅持認為：要搞好一個單位，首先需有一個高定位。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還提出了“穩定產值，重點抓質量，圍繞院風、院紀、院容的整頓，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的工作方針。經過全院同志幾年的努力，杭州市建筑設計院的面貌有了明顯的變化|全院的凝聚力加強了，內部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軌，1986年，我院被建設部列為全國全面質量管理八個試點單位之一，1988年在華東地區第一個通過全面質量管理驗收。與此同時，院業務范圍也有進一步拓展，我們不僅在全國八個省市承接了一些當地的重要工程，而且在三個國家承接了四個援外項目，不少項目獲了獎，通過工程的鍛煉和一批同志出國考察，隊伍的素質有很大提杭州市建筑設計院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設計院，逐漸為同行所知了。
院的工作能能夠有起色，靠的是全院同志的共同努力，但我深切感受到的是領導班子所起的作用。姚邊華、葉湘菡、劉衛、陳忠麟等同志在工作上給了我極大的支持。盡管我們在工作中也柯不同#法，但卻絕不存在很多單位存在的人際關系等矛盾這樣，我們就能夠在沒有內耗的情況下，按照一個目標進行工作，并能應付社會上各種思潮和事件的沖擊。1984年擔任院長初期，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是一般人很難體會的，1985年及1987年設計領域中兩次到起“向錢看”的歪風，對設計單位的沖擊也相當強勁，但大家認識一致，同舟共濟，硬是撐了下來，并且逐漸打開了工作局面。回想起這些，對于那些和我合作共事的同志，至今仍然滿懷感激之情。
當然，在中國，一個人或者一個單位要把工作搞上去，除了本單位這個小環境以外，理順社會這個大環境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應該說，在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以后，杭州市院的工作逐漸得到了周圍的理解和支持。其中特別是當時建設部設計局先后兩任局長龔德順、張欽楠先生，建設部、中國建筑學會以及杭州市的有關領導和同志，對于杭州市院以及我個人的工作，給予了很多具體的、有力的幫助，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杭州市院要在短短的幾年內開拓出那樣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
隨著院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軌，擺脫行政工作、集中精力搞設計的愿望也逐漸強烈起來，經過多次要求，1991年，領導上終于同意我辭去院長職務。
（十一）
對于我不愿做“官”，歷來有些議論，褒貶不一。其實，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十分簡單明了。從青年時代起，我就認定建筑創作是我終身的事業，一項融于思想、化人血液的事業，歷次運動后的下放或調動，都不能澆滅我從事建筑創作的希望之火。改革開放后有了那么好的條件，我怎么能輕易地脫離專業呢？
這里，也涉及一個人人生道路的選擇問題，從1979年到1987年，我有過幾次脫離設計單位，從政當“官”的“機會”，但都給我婉辭了。事后，有的朋友以我未能抓住機遇而為我感到惋惜，但我卻從未有過絲毫的后悔或遺憾。一個人最適宜做什么，應該做什么，自己最清楚。也許我并不缺乏行政工作能力，但我的性格以及其他條件都不適宜從政當“官”，勉力去做，對工作、對自己都不一定合適。但對搞建筑創作，我卻滿懷信心，因此，實事求是，拒絕誘惑，堅持走自己應該走的路，這是我在經歷了幾十年風雨后的感悟，對于自己的選擇，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的理解，但我想，時間和實踐總是會使一切慢慢清楚起來的。
（十二）
辭去院長職務后，1992年7月我應華藝公司之邀去香港工作。去香港的原意是雙方合作開拓國外市場，但從1992年下半年起，國內建設形勢轉入高潮，華藝公司的力量完全集中于國內，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做了幾個工程的方案后，手持還有幾個月才到期的護照，于1993年2月返回了杭州。
應該說，去香港前，亦即在我辭去院長工作后的1992年以來，我已經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技術工作上。這期間，我所承擔一項比較主要的，也是花去時間最多的任務是杭州鐵路新客站。早在1991年，在我和杭州幾個兄弟院領導的強烈要求下，舉辦了由鐵道部第四設計院、浙江省建筑設計院和杭州市建筑設計院參加的設計競賽，競賽的結果，促成了方案聯合設計組的成立，并由我擔任設計總負責人。為了做好方案，聯合設計組的同志集中在杭州郊區的一個鐵路單位進行現場設計。天氣寒冷，身體不適以及其他不便，都不能抵消因為可以集中精力進行創作而產生的好心情。特別是在60年代，我搞過三年多鐵路旅客站研究，對于旅客站設計有一些想法，一直希望有一個實踐的機會，杭州站的設計，使我多年的愿望成為可能。在現場三個月的工作中，我對設計中的問題進行反復、細致的思考，最近推出了立體組織流線的設計方案，并且在鐵道部和省、市領導的支持下得以審査通過。應該說這個方案的推出和通過，表明了鐵路客站設計觀念的變化和更新，它的意義也許超過這個設計本身。遺憾的是由于資金等原因，設計修改頻繁，直至今年方始開工建設。
基于對建筑學的理解，也基于對當前建筑設計工作范圍過于褊狹的認識，我一直努力把我們的工作與規劃、城市設計結合起來。這幾年，除了在包頭、紹興等地做了一點工作外，比較有成效的是1993年與杭州市規劃院合作完成的杭州鐵路新客站地區的詳細規劃。盡管該地區所要求的開發強度很大，規劃上有相當難度，但通過對建設規模、交通組織、市政設施配套以及城市景觀的研究，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一些比較突出的矛盾，這不僅有利于城市的開發和建設，而且對包括新客站在內的我們所承擔的這個區域內幾個項目的設計，也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環境與建筑的整體設計，是這些年來我們所面臨的又一個重要課題，特別是在杭州，保護西湖景觀與很高的開發強度之間所產生的尖銳矛盾往往給我們帶來極大的困難，幾乎每一個工程的方案都要經過反復多次的推敲和修改，同時還要借助工作模型、電腦合成以至電腦動畫生成等手段對建筑與環境的關系進行評價和調整。在這種條件下，完成了解百商城、浙江聯誼中心、樂陽大廈等工程。如果從“純建筑”的觀點看，這些項目的設計都有不少“遺憾”，但建筑學所具有的綜合性，特別是近些年來日益凸顯的商品屬性，使我們不得不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這些“遺憾”了。
這幾年，我們還加強了設計的觀念以及建筑空間和形式等方面的探索，我給我們作品的定位是“現代的、中國的”。除了上述工程外，上海銀舟大《[、浙金廣場、聯合國小水電中心、江干區人民政府以及海南商業廣場和元華廣場方案等，都反映了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1992年以后，我承擔的項目較多，四五年內承擔項目的數量幾乎相當于前30年的一半，這除了大環境的改觀、我的時間和精力也比較集中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得力于一個很好的創作集體，1992年經院領導同意，組建了建筑研究所。研究所是一個具有良好敬業精神和開拓精神的集體，所內既包括有經驗的老同志，更多的是一些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他們在工作上、創業上給了我很多支持和幫助，沒有他們，沒有這種構成合理、運作靈活的創作機制，要完成并且做好這么多的項目是不可能的。
（十三）
從事建筑設計工作已經40多年了，我也已到了退休的年齡，但就創作心態而言，我感覺自己正處在一個活躍時期，對于我，這是一個現實的且有嘲諷意味的矛盾。年已80的美國建筑師菲利浦·約翰遜可以稱自己正處于事業的中期，并聲言要工作到100歲，而國情和體制卻使我無法說出這樣的豪言壯語。但是，幾十年的蹉跎，不僅使我對今天的創作環境十分珍惜，一個中國建筑師的自信心和責任感也激發了我一種信念:不論有什么困難，我一定會采取一命可能的方式，把我的創作生涯繼續下去，直到我不能工作的時候為止。
人生路漫漫，俯視蜿蜒曲折的來路，我的心情是平靜的。我很高興能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對自己的創作生涯作一個簡短的回顧。說實在的，歲月匆匆，步履匆匆，很少有時間審視過去的足跡，做一個這樣的自述。
有人說“往事莫提起，提起淚滿江河”，有人說“過去的一切將變成親切的懷念”，這都是文人的心態。作為一個造屋者，抹去不平的意氣，丟掉無謂的傲慢，走出殘留的陰影，回首往事，映人我眼簾的，只有一張張圖紙，一個個模型，一座座建筑，這是最現實的，最可欣慰的。
